• 2008-05-23

    [精] 第三只眼看中国金融20年 - [转载 Quoted]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faxiao.blogbus.com/logs/21425370.html

    [精] 第三只眼看中国金融20年
    2007-12-31 15:08:10 本文已公布到博客频道文化·原创分类
      与中国政府和企业打了20多年交道,摩根大通中国公司两位“老外”掌门见证并亲身参与了中国的资本市场革命

      黎拓:“中国在重新发觉自我”

      来中国很容易发财,中国这么多人,向每人卖一台冰箱,就能变成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25年前,当我要来中国时,人们这样对我说。但是实际上,这个想法是很疯狂的,抱有那些幻想的人其实并不了解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如何。当年,在中国,人们只有在友谊商店才可以买到国外产品,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去买的,还必须有外汇券才行。所以,当年在中国的工作重心并不是教育中国市场和中国客户,而是教育我们国外来的员工:发掘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哪些事情可行,哪些不可行,并且帮助我们在海外的客户了解中国。记得当年,我带着一些来自海外的客户参观中国百姓的生活时,他们会对一些在中国很普遍的现象(比如冬天将白菜放在屋顶上储藏)产生极大的好奇。

      那时的北京和现在完全不一样。记得1983年,我们在北京饭店举办开幕典礼,酒会上,我们的主席与350位客人一一握手,他奇怪地发现这些人的手都很粗糙,后来,他才知道,这是因为这些政府机构的官员都是从农村上山下乡下放回来的。那真是一个非常奇特、并且有趣的年代。

      黎拓(Peter Rupert Lighte)坐在自己位于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9层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办公室里,面对着金融街(爱股,行情,资讯)上栉次鳞比的高楼,不无感慨地回忆着1982年,他作为美国汉华信托银行北京创始代表在中国工作的3年时光,那时他住在建国饭店,办公室在一层,四层是公寓。

      正如我的名字“黎拓”,当年,我是开拓者,现在,摩根大通作为北京第一家外资独立法人银行,我仍然在这儿,可以说是再一次“开拓”。这是一个伟大的礼物,不是这里的高楼大厦吸引我,而是现在在中国的发展机会。我在中国有很多老朋友,遍布政府、机构和各个行业,他们中的有些人都已经退休了。1985年,我离开北京搬到伦敦,后来又在日本、香港等不同市场工作。但是,这20多年来,我一直都和很多当年在中国创建汉华信托银行北京代表处时结识的朋友们保持着联系。

      我感觉,当年中国人要了解国际情势、了解西方并不是很容易。那时的中国没有对西方说“NO”,但同时也没有能力对西方说“YES”。现在,中国重新发觉了自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经济,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并逐渐将自己融入世界经济中,同时逐渐提升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中国与欧洲让我印象深刻的差异是,过去,西方人总是过于依赖法律;而过去的中国社会则更加重视社会习俗、人际关系以及社团的力量。但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两种文化在互相吸取和借鉴对方传统的优点,在欧洲,社会习俗、人际关系及社团组织的力量在逐步加强,以使法律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国更加强调法律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价值。这就是全球化的结果。

      我很喜欢中国,这里的生活很简单。也是因为有了在中国的工作经历,然后是欧洲、日本的经历,现在又回到了中国,再加上我本身又是美国人,所以我常常把自己看作一个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我知道中国人非常重视经验、重视历史,恰巧摩根大通也是一个十分重视历史的公司。这次把我这样一个与中国有着历史渊源的人派回中国出任本地法人银行董事长也再次证明摩根大通是一个十分看重历史的公司。

      戴一副黑框眼镜、系绿色领带,即使在一群人中,也会因高大的身材而倍加醒目,黎拓的言语中不仅有着典型的美式幽默,更有英式的沉稳和严谨——对于他,资本市场人士或许还比较陌生,这也是其首次接受中国媒体的专访,但说起他的搭档霍康(Carl E. Walter),恐怕就圈内闻名了。对比黎拓,坐在记者面前侃侃而谈的霍康,语气、神态都相当中国化。

      霍康:“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就是资本市场的建立”

      1979年中美建交后进行研究生交换项目,年轻的霍康来到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此后,为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建立中国投资银行团队,后又受摩根斯坦利委派出任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和COO,亲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股份制改造,并参与了一系列重大股本及债券交易,这也就不难理解,摩根大通为什么会委派他负责筹备中国法人银行,后又任命其为行长兼CEO。

      1993年我为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筹备北京办事处,负责发掘项目,为国有企业做股份制改造及上市。当然,股份制改造的过程是漫长的,包括路演、讨价还价,实际能够做成一个国企股改上市在当时而言是一件颇为了不起的事。

      1992年,我们参与了华晨汽车的改制及上市。当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项目,它作为中国第一个海外上市的公司打开了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局面。而同年12月我又参与了山东华能在纽约上市的项目。这是在纽约上市的第一家国有企业。

      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初期,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就是,当年,除了华晨项目,基本上国有企业上市项目都要2年左右的时间,一个项目往往要得到很多个不同部门的批准。比如,第一个归口的单位要批,然后是纪委、证监会、体改委、国务院,都要批。

      那时,我开始跟领导层的很多人接触并相识。我是个老外,“老内”就能随便进他们的办公室,但老外就要通过外办。我非常佩服朱基、周小川、刘鸿儒、高西庆、王岐山等等,以及他们手下的几个人都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证监会的第一拨部门经理都非常优秀。他们是改革派,而且他们是真正去做事情。朱基决定要在上海探索设立证券交易所,跟刘鸿儒他们一起设计那个项目。上海证券交易所在2001年12月成立,深交所也是同时设立。那拨人都是创造者,没有他们的推动,中国现在就没有交易所。我个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就就是资本市场的建立,资本市场中最重要的就是股份制改造。

      我真的相信,有关中国国有企业的真实情况,投行的人知道的比律师事务所、审计师等其他人都多,因为要做一个股份制改造,肯定国营企业内部的所有东西都会知道。

      以前很多管理机制弱的国有企业谁都不知道他们有多少资产,老总也不知道,它的资产不光是不透明的,而且也没有任何依据。比如,我们当时做的一个国有企业改制上市项目,就是国家给这个企业拨一笔钱,它去买另外一个国有企业给它送来的设备。然后这家企业要做股改,设备包不包括在内?如果包括,就必须有个依据,而它没有依据,怎么办?就创造呗。要补上那些文件,麻烦着呢,但是律师都去做了。例如对于一家钢铁企业,就要去冶金部要那些有关的文件,到出售给它设备的企业要发票,发票上写着购买者的名字,才能证明东西是这家企业的。

      2000年时,由于网络上没有任何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英文资料,霍康就在中金的研究所里闷头做研究,后来的产物便是那本著名的Privatizing China:Inside China’s Stock Markets(《民营化在中国:证券市场及其在企业改革进程中的角色》)。他曾在该书中建议中国的资本市场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而现在,面对中国这一轮的疯狂牛市,霍康则明显地欲言又止。

      事实上,那本书的书名应该翻译成“私营化”。我认为,中国要真正和国际企业竞争的话,最终要进行私有化,遵循市场的规律。

      有人说中国是在民营化,而实际上中国也是在私营化,但是步骤很慢。比如我书中有一个统计数字,在上市的1400多家企业里有20%是由个人所有。从最初私有经济为零,到现在有20%,通过十几年时间产生了将近300个民营上市公司,这就是私有化的结果。

      另外在中国资本市场上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中国市场过剩的流动性以及其所带来的过高溢价的估值。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中国公司目前在A股市场的估值比其在H股的估值甚至要高好几倍。

      当然,现在是非常好的机遇,中资银行要利用好这个机会,他们有市值了,没有问题,要用他们的股票到海外去收购,下定决心,速度要快。如果中资银行真想去做的话,有很多投行都想给他们做。这个机会会维持多久?谁知道。回头看上世纪90年代,1992年末到1993年底,经济非常热,而很快到1994年就开始有通货膨胀的问题。这次是从2001年开始,已经维持5、6年了,比90年代任何一次理性周期的时间都要长,所以能够维持多久,谁知道。中国现在窗口稍微打开了一些,你就要赶快跑出去,这个时候不利用的话,事后肯定会后悔!

      曾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做了6年投行业务的霍康,本以为自己做了那么多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已经深刻地了解中国国有企业内部的情况,然而“到中金之后,才意识到还差得远呢,还远没有真正了解中国公司的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中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我在1999年初就参与了它的组建,中金就是十分本土化的公司,一个中国的公司,不是一个摩根斯坦利的公司。在这家合资的公司里,中国的特色非常明显。当年跟证监会、银监会的合作经验对于这次筹备摩根大通本地法人银行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20年前,中国的银行就只有央行,其它银行都不是银行,只是国家的一个分配机构而已。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这15年来不管是金融领域还是资本市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资银行逐渐提升自己的实力,同时外资银行也加大了对这个市场的参与和投入。我们这次的法人化使得我们更加接近中国的市场,从“老外”变成“老内”。而且通过这整个过程,我们与银监会的关系比以前要密切得多。

      去年我去了圣彼得堡,也是我第一次去俄罗斯,我深刻地意识到,(中国)这边虽然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但非常稳定,而那边,哇,动荡……当然,俄罗斯也跑得很远,我对它有信心,但是感觉不一样。所以实际上,是把我对中国的信心提高了一步。将俄罗斯与中国相比,一个是一转眼就全没了,一个是慢慢地一步一步做。看来中国选择是对的,但(国企)要改还是非常非常难,不可能有时间表。

      我会出我的第二本书,主题就是我在中国所经历的事情,里面都会有关于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些东西。我是从1995年开始写的,已经写了8万字(英文)左右,我离开了之后才会出版。那本书很好玩的,有曾经发生的很多故事,可能有一些内幕,但实际也没什么特别啦,我觉得有意思,就是因为我是老外。


    收藏到:Del.icio.us